歷史上，我們第一次進入了家家都能出秀才的時代，對于有著“望子成龍”基因傳承的民族來說，孩子的教育成為日常生活中極端重要的環節。從經濟視角看，教育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教育產業化、教育經濟學、大學擴招的經濟學分析、成年人的教育和再教育產業、老年教育經濟學，每一項都與生活有關，每一項都煙波浩渺。今天選擇一個很小的觀察點，即孩子的成長，在家庭的范圍內，教育所呈現出的規律性現象，探討有著哪些經濟學上的必然。
知識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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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關注的重點不在于知識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最重要資源這個命題，而是關心知識到底是如何改變了命運？從三個社會維度來看，收入與教育層次正相關，婚育率與教育層次負相關，創業守業成功率與教育層次正相關。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舒亞·安格里斯特1991年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這篇論文，運用工具變量法第一次完整系統地把教育對收入的影響勾勒清晰，剔除了之前有關研究無法解釋的受過良好教育群體高收入是否由于其自身更聰明、更具學習能力等因素的干擾。他的結論是：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40歲以后的收入大約增加9%。國內的直觀感受，與這個結論相呼應。低收入群體總體的受教育程度明顯偏低，而大學以上良好教育群體其收入居于較高層次或以上。而且，其它相關研究表明，不同學校畢業的同等學歷群體，其收入與母校的排名密切相關，孩子上的大學越好，工作后的收入越高。美國藤校和其它名校，有58%的畢業生收入進入美國的前20%，普通大學能進入前20%收入圈的畢業生只有13%，這項研究，同樣排除了學生父母收入等非相關因素干擾。所以，國內家長都熱切地期望自己的孩子能進985名校，符合經濟學的機會成本、沉入成本、邊際成本等成本原理。
良好的教育會下拉婚育率。在高等教育的碩博群體中，結婚率和生育率較全社會平均水平低。2015年，同為中國傳統文化圈的韓國，高麗大學經濟系發表的《為何結婚時間有所推遲》論文披露，碩士、博士的結婚概率比大學畢業生低58.3%。其中女性的教育水平越高，就會越傾向于找到與自己水平相似的伴侶，而難度會越大。國內有一項類似的調研，用ABCD理論解釋了處于A層級（碩博學歷）的女性單身的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有越多的職業發展機會和崗位選擇，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用于工作，從而擠占他們的婚姻和生育規劃實施，造成延誤。2022年第3期《婦女研究論叢》發表的《中國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嗎——基于中國大學生婚育觀調查的發現與討論》，用數據提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針對“Z世代青年”(指1995-2009年出生的世代)的調查顯示，大學生群體的平均意愿子女數為1.36，低于大專及以上學歷人群的意愿子女數(1.44)，也就是說學歷越高，越不愿意生，同時，本次調查女生意愿子女數量明顯低于男生，女生不愿意生或只生一個孩子的比例更高。
良好的教育促進創業和守業的成功率。新經濟勢力的掌門人，像美團、快手、今日頭條、京東、紅杉資本等等，其實際控制人都是出身國內外名校，像李彥宏、劉強東、史玉柱等都是當年的高考狀元。2022年8月的一份報告顯示，A股市場480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長中，公開了最高學歷的董事長有4571位。其中最高學歷為博士的有549人，占12.01％；最高學歷為碩士的有2180人，占47.69％；最高學歷為大學的有1225人，占26.80％；最高學歷大學以下的有717人，占13.50％。上市企業董事長中，碩士博士比例高達59.7％，碩士比例接近一半。從不同學歷管理上市公司的市值來看，博士學歷董事長人均管理上市公司市值452.16億元，碩士學歷、大學學歷、大學以下學歷董事長人均管理上市公司市值分別為181.51億元、141.18億元、98.67億元。從身邊的實例來看，過去靠勇氣和賭性就能賺錢的時代早已經過去，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企業家，無論是一代或者二代，都不能守住財富，退出舞臺，而新一代的創業成功者，大多有著高學歷的名校背景。
內卷與解困
當下家庭對孩子教育的關注和投入，已經陷入一個怪圈。這些現象如果不能正確地解讀和對待，會對孩子、對家長、對家庭和家族帶來沉重包袱甚至難以承受的結局。
囚徒困境。如果教育以應試為目的，必然導致囚徒困境，無限內卷。包括永遠做不完的作業、刷不完的試卷、一輪到N輪的復習，甚至于在高考成績不理想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孩子選擇復讀復試，用多一年的復習，去碾壓應屆應試的競爭者。這樣的模式對于較好智商的孩子成長，極不公平。但從家庭、家長的角度來看，不這樣去做，自己的孩子就成為主動淘汰的一方，哪怕為此支付價格明顯高于價值的校外輔導培訓，也不得不隨大流，不然就是自己孩子的損失。這種肉眼可見的損失，讓人本能地產生懼怕，從而不顧實際地作出對抗的決策。本來，囚徒困境提供了多次可重復的解困模式，在反復N輪的試錯以后，實現納什均衡，并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從互相背叛達到相互默契合作。但是，全國有類似于無限多邊的家庭，共同參與了升學競爭，這些家庭根本無法達成信息共享和實時交換，無法在只有一次的升學考試中進行家庭之間無限次的重復溝通，這使得所有參與的多邊或稱為無限的家庭，進行一場零和博弈。
框定偏差。以剛剛結束的高考為例，高考從來不是孩子一個人的事情，家長大多要參與考試的準備和填報志愿的選擇。但在做這些決策和判斷時，信息嚴重缺失。為了盡可能地把不確定事件調整為可確定可假設，考生家庭往往會參照特定的坐標系，比如去年錄取情況，親友家孩子的親歷情況，老師和學校提供的一些歷史信息等等，形成一個認知上的框定，用于指導應試和志愿填報。這個特定的框定，毫無疑問地會存在認知的局限和判斷的偏差，甚至形成錯誤的結果、反向的結果。這種結果出現，無論誰來承擔責任，都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孩子的前途。
貝勃定律。有些家庭因為孩子的教育問題，其實就是成績問題，關系緊張。總有“別人家的孩子”，一路學神姿態，方方面面都超級優秀，既讓你覺得高山仰止，又覺得不可思議，回頭再看自己的孩子，哪兒哪兒都不順眼了，以至于他所有的努力他好不容易取得的進步，你都覺得不算啥或者是毫無變化。把個例當成整體，把排名的第一當作排隊的全部，導致整個家庭的焦慮，責任在于家長，在于家長的價值思想或者說生活哲學出現了嚴重問題。內卷不可取是所有家長的共識，但如何走出內卷，需要家庭的智慧。培養一個身心健康的孩子，從放下簡單的攀比開始。這個世界是非線性的，家庭的教育投入與產出更是典型的非線性關系，作為家庭中有著話語權的家長，絕不能因為投入巨大，卻沒有看到即時的回報，就心理失衡，氣急敗壞，惱羞成怒。要相信在家庭教育上的付出與孩子的成長必然是函數關系，自變量的積累一定能夠觸動因變量的正向回饋，我們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保持微笑，徐徐圖之。
保齡球效應。好的孩子都是表揚出來的，對此，我一直堅信不疑。保齡球員一球打倒了7只瓶，好的教練會說：很好！打倒了7只。球員受到贊揚，開心的同時會下定決心再加把勁，下次爭取全壘打。差的教練會說：怎么回事，居然有3只沒打倒！球員會因為頻繁挨批而氣餒。現實結果是教練表揚的球隊成績不斷上升，反復挨批的球隊打得一次不如一次。任何孩子都有優點和長處，作為家長要善于發現這些閃光點，使勁地夸獎和表揚，積極鼓勵和批評打罵指責的作用和后果，有不對稱性。挨批的孩子會從此走上消極學習、厭學、叛逆甚至自殘的道路，而天天受表揚的孩子可以走出內卷的陰影，全身散發自信自愛和積極向上的光芒。
洛克定律。要想成功，就得制定一個符合現實，但又具有一定挑戰性的前進目標。籃球架設得太高，命中率自然會很低；籃球架高度調整到合適的位置，讓孩子“跳一跳，夠得到”的高度，游戲才有意義。在教育過程中，要給孩子合理的目標，并不斷根據他的發展，調高目標，才能讓他在成長的道路上，越來越有成就感，越來越陽光。最終，你會發現，孩子站在了成功的巔峰，遠遠超越了你最初設想的高度。
框架效應。家長在孩子受教育過程中，對同一個問題或者同一類事件的不同表達方法，會導致孩子不同的反饋結果。要根據孩子的不同特點和不同階段，對同一問題，采用不同的切入方式，比如先抑后揚、先揚后抑、全程嚴厲、偶爾嘲諷、笑話式、微笑鼓勵式地談話，把孩子的接受及后續行為，納入我們施加觀點之前的預評估，教育或者交流才能取得成效。在孩子教育問題上，說什么很重要，怎么說更重要。即使是多孩家庭，對于每一個孩子來說，你都是第一次當他的家長，也是他唯一且無法變更的父母，家長理應掌握每一個孩子的心理，根據孩子的動態作好各個時期的家庭教育框架。
最近，民盟義烏基層委正在籌建一個心理工作室，擬請心理學專業的醫生，就當前青少年由于教育產生的諸多心理癥結這一廣泛的社會性問題，進行義診義療，針對的群體是學生家長。篇幅有限，想說的話還有很多。我自己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工作人員，從經濟學的角度，奉勸家長們在孩子成長孩子教育問題上，放下功利心，讓教育回歸到它的本原，回到教育本身。尊重孩子，尊重每一個需要我們呵護成長的生命，尊重生物學意義上那個“我”的復制和生命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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