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農民工外出打工不愿遭遇欠薪，可如何做到欠薪不怕、討薪有理有據?記者采訪發現，農民工法律意識不強，對相關政策和討薪路徑不了解，被欠薪后往往采取消極或過激手段等，是成功討薪路上的一塊塊絆腳石。
“雇傭主體情況什么樣?工作后要保留哪三類證據?找哪個部門維權最高效?正確的維權順序是什么?”面對遼寧盛遼弘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喬曉慧提出的四個討薪常見問題，現場30余名農民工竟沒有一人能夠全部答上來。1月20日，喬曉慧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一幕發生在沈陽市魯園勞動力市場，魯園農民工工會2021年12月3日舉辦的一堂普法課上。上述四個問題的答案是高效率、低成本要回工資的關鍵。
課上，來自黑龍江塔河縣的農民工羅鵬表示，不知道到底是誰雇了他，連自己做的項目都說不清楚。
2021年3月，羅鵬在以前工友的介紹下，坐了近20個小時的火車到沈陽市沈北新區打工。下火車就到工地，簡單看了看現場，和包工頭商量好做瓦工，日薪400元，第二天領完工裝、工牌就進場干活。等到2021年11月初工地散場，他只知道包工頭姓袁(音)，叫不上全名，不知道施工單位的名字，更不知道勞務公司是哪家。
“想想都后怕，要是真被欠薪了，我都不知道找誰要。”羅鵬說。
喬曉慧在援助農民工討薪的過程中發現，像羅鵬這樣不明確雇傭主體的農民工有很多。
更難辦的是沒有證據。來自遼寧錦州的馬文昌就吃過這樣的虧。
56歲的馬文昌在外打工38年，在13家建筑工地打過工，“沒遇到一家用人單位主動告知用工信息，一些小的建筑公司不簽合同、不繳保險，甚至連工裝、工牌都不發，工資也是現金支付”。一次，他被欠薪3萬元，勞動合同、招聘登記表等能證明他工作過的證據一個都沒有，能證明工資數額的考勤記錄、聊天記錄或通話錄音也沒有。盡管知道包工頭的姓名和電話、建筑單位和項目名稱，但因為無法計算工資數額，他只能“認栽”。
事實上，在相關法律法規的約束下，敢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單位并不多，但部分單位沒有盡到告知用工信息的責任，甚至惡意隱瞞或藏匿證據，加大了農民工維權的難度。
大連市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律師團團長王金海表示，在援助農民工采取法律手段討薪時，很少有農民工做到證據完備、信息清楚，在訴訟階段一擊制勝。
喬曉慧指出，被欠薪后到勞動監察大隊投訴是極高效的維權手段，但由于農民工不主動了解正確的維權順序和相關政策，導致維權效率低、成本高。(記者劉旭)
